前言
“五四”以后，胡适在新文化领域已经是一个踌躇满志、经验丰富的设计师，但他从未将改造中国的目光从教育领域移开过。适与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的关系，国内老一的教育工作者都是很清楚的，在当时的中国，胡适是公认的教界领袖人物。
新教育的催生婆和护法神
他长期服务于教育界，单是北京大学他就工作了二十年，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他的教育活动几平涉及到中国教育事业的各个领域他的有关教育的著述与讲演在他的全部学术遗产中占了很大个比例，内容上也涵盖了教育理论、教育史和教育法。而他在教育实践与改革、教育手段与方法等方面的诸多提倡，对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发生、发育与健康发展产生过积极的推进作用。
胡适对中国的新教育抱着满腔的热情，倾注了巨大的心血，他是中国新教育的催生婆。早在美国留学期间，胡适就形成了强烈的教育救国思想。他目睹美国的强大、繁荣与美国的教育发达有着直接的关联，互为因果;他又亲身体感到美国教育机制在操作运转上的巨大合理性与科学性，教育理论的不断改进完善同步适应着美国社会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
胡适不仅觇国采风，而且下定了决心要在教育文化上当一个西来求真经的唐僧。他的每一观察、每思考，都会联系到祖国的教育事业的现状，都要步步与他自己回国后改革中国旧教育挂起钩来。他早就立过言:“吾不可不周知博览，以为他日国人导师之预备”，“吾对于社会之责任，唯在竭吾所能，为吾所能为”。
▲胡适
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
年5月28日日记这个“为吾所能为”。当务之急就是投身教育，以为故国百年发展之根本。胡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明知树人乃最迁远之因，然近来洞见国事与天下事均非捷径所能为功。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艾，倘以三年之艾为迁远而不为、则终亦必亡而已矣。”正因为他对祖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抱着如此强烈的期望，并于自己如此重大的职责，他才会在非留学篇里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上轨道如此认真壁画献策、竭尽智慧与才识。
他在日记(年2月20日)中曾发过一次著名的感慨“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目矣。”年他回国来一看，一片热肠已经冷了一半。中国旧教育现状令他十分心寒，教育的严重滞后与现实的中国国情需要大大脱节。教育的目的却在培养“不会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才”他感慨万分地说“社会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学堂所造育下会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这样的教育，不是亡国的教育吗?”
故他惊叹:“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国，检直可以亡国。”这段写在他的归国杂感里的话，虽然说的是内地，特别是他的家乡安徽绩溪的乡村教育现状，但实在是旧中国中等以下教育的一个缩影。胡适回国即受聘在北京大学任教。大学当然在知识层次上要高了许多，但旧北大落后的教育现状同样令胡适感到气短，促使他萌生一种挺身而出、催生新教育的使命感。胡适在教育领域的一系列大胆改革，他亲手设计的新措施、新方针首先在北京大学开始尝试与实行。
▲胡适
他在北京大学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实行选科制、成立教授会、设置研究所、开放大学女禁，前面有关章节已经谈过。这里需要着重提出的是胡适把改革北大的眼光主要放在高等学问研究能力的提高上。各科研究所的设置与功能转换，专业导师招收研究生，学校办校刊，各科系出版研究刊物等，都是为着教育内容层次的提高与研究高等学间能力的培养。
胡适年秋进北大当教授的第一年开学典礼上便作了著名的讲演大学与中国高等学之关系，目光正就是“提高”一点上。此后每年的开学典礼，胡适都几乎要发表讲演，重申他对大学在“提高”上的切期望。如年9月他抱病参加新学年开学典礼，做了提高与普及)的专题讲演。他说，“我从一九一七年来到本校参与了三年的开学典礼”，每年有每年的教训与感受，今年的强烈感受还是北大在“提高”上做得远远不够，成果成绩很少，没有“颜面”来讲什么新文化运动。
年9月25日他专门给蔡元培校长擘画了一个“预科改良问题”的张本，分“明定预科卒业的标”即本入学的标准、“办一个试验的科”和“非试验的料新生办法”三部分，对北京大学的“预科改良”计划设计作了相当详细的陈述。他在给元培的信中说:“预科改良之议、四年以来、终未能实行。今年预科新生只有百人左右，为好机会、决不可错过。我以为此时应预先计画预科改良的下手尽次了。我想拟一个大，作将来讨论的底子。”
在壁画这个“大纲”时制适特别看重这个改革方案的“实验”性质，故他说“若无实验、则一切改革的空谈都不能取信于人。现在若依这个か法、我们可以定出一个实验的标准来，一可以尽量试行新的教投方法;二可以促进本校同人的效率;三可以鼓励高才学生;四可以为改革学制的张本。”当时的北大在学制题尤其是顶料与本科行结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很大的难点，胡适也有“现在的预料学制实在不易改革”之叹。
▲胡适
教育之升级采用“弹性制”
年广州举行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会议，会上着手拟订新学制的方案。胡适对新学制方案为赞赏，曾在《新教育》4卷2期上专门发表对于新学制的感想文，他认为新学制方案将小学由七年变为六年，废去国民学校与高等小学的名称，统称为小学校。不仅可以减轻学生家长的一年的负担、而且有利于天才儿童的发展。他特别称赞“现在的死板板的小学对于天オ儿童实在不公道。”
并举自己小时候在上海念书连连跳级的例子，强调:“我很盼望这个弹性主义将来能实行，我很盼望办小学的人能随时留心儿童才能的个性区别，使天才不致受年级的制限与埋没。由于胡适对新学制问题上表现出的巨大热心与审慎思考，他被邀请参加教育部召集的“学制会议”年9月25日至30日，并受命着手起草关于新学制的“教育部方案”。10月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会议在济南召开，由教育部向大会提出北京刚刚讨论拟定的新学制草案。
由于这个草案的官方制定性质，轻视了“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招牌，在内容上也没有充分评价广州会议议案民间的，引起争执。最后经过各方调解妥协，公推胡适为本次会议制定新学制草案的主要起草人。同时这里有必要简要提及的是胡适不仅就教育学制、理论方针等方面输诚竭智，周详谋划，他本人还就非常具体的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造与设计，发表过认真的、经过熟虑深思的意见。如胡适现身说法的中学国文的教授年与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年便是两个很好的实例。
▲胡适
这两篇讲演内容详尽，构想实际，涉及到中学国文教学的目的、标准、课程、教材、教法，以及具体而微的演说、论辩、文法、作文等。虽然这仅仅还是一种“理想的设计”，胡适希望“现在和将来的中学教育家肯给我个试验的机会，使我这个理想的计画随时得用试验来证明那一部分可行，那一部分不可行，那一部分应该修正”。现在看来他的计划对中学国文教学的要求似乎高了点，以至于有人夸大说:“若照胡适之的计划，现在高等师范国文部的毕业生还得重进高等小学去读书呢。”
但这种似乎是超前、超高的要求也可看出初适对中学生国文水平的一种热切期待。他后来曾给清华学校将要去外国留学的少年，开过一张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并声称是“不为国学有根底的人设想，只为普通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但这份“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恐怕连国学大有根底的北大国文科毕业生都未必都能读完。胡适的要求这里看来又很不近实际，太偏执于所谓天才教的期待标准了。
“五四”以后，新教育从精神内容到形式体制两方面都还显得相当软弱，就是新教育的大本营北大，她的许多改革成果实际上也时时处于旧制度复辟与扼杀的威胁之中。年7月北洋政府就有安福系议员提议恢复民国元年的大学学制，“公然想破坏校长两年余以来的内部改革”。胡适当即写了论大学学制一文予以驳斥，挑明“一二腐败政客任意诋察校长一片苦心＂的真实意图，明确表示:“民国六年以来北京大学之成绩为全国所公认，若非丧心病狂，决无主张回到八年前的原状之理”。
▲胡适
事实上胡适在“民国六年以来”的北京大学的重大教育改革中直扮演着主角与首席参谋，蔡元培不仅心悦诚服，言听计从，而且时时以他的身份地位站出来加以捍卫与维护，领头与形形色色的旧*余摩、保守势力作不妥协的斗争。胡适常常为之感动奋兴，更卯足一股劲披肝沥胆、冲锋陷阵。胡适在北大设计的诸项改革措施，总是把目光紧紧盯着北大学生，而改革的效用也必须要发生体现在学生身上。
他十分重视大学生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对他们寄以股切的厚望，当然也时时不客气指出他们的不足与病，时时要敲他们的警钟，时时鞭策他们朝他设计的路上前进。“五四”以后的一年之中，北京的教育界风潮起，“几平没有一个月是平静的，整整一年光阴就在风潮扰里过去了”。胡适虽然认为从远大的观点看事，发生出来许多好效果如引起起来”，学生运动是一件好学生的自动的精神，起学生对于社会图家的兴引出学生的作文演说的能力、组织的能力、办事的能力，使学生增加团体生活的经验，引起许多学生求知识的欲望”等等。
但他深以为学生运动光其是以“要课作为武器的运动是变态的社会里不得已的事。”胡适还说，用“罢课”作学运的武器，还有三重精神上的巨大损失:一、“养成依赖群众的恶心理”。他解释说:闹罢课的人“个人自己不肯牺性，不敢做事，却要全体罢了课来呐助威，自己却躲在大众群里跟着呐，这种依赖群众的心理是儒夫的心理”。二、“养成逃学的恶习惯”。三，“养成无意识的行为的恶习惯”。“一处无意识的做了，别处也无意识的盲从，这种心理的养成，实在是眼前与将来最可悲观的现象”。
▲胡适
年12月，北京各高校代表会议为了教育部欠薪决定罢教。胡适坚决反对，遭到各校代表反对后愤而辞去北大教务长职。年春夏之交，北大等高校教职员又为欠薪闹起风潮，掀起了声势巨大的索薪运动。这个运动的一个重要斗争手段便是罢教与游行。6月3日游行请愿高潮中与北洋政府看守新华门的卫兵发生冲突，带头事的北大教授马叙伦被大兵打成重伤，酿成血案。
当时胡适虽然为拯救马叙伦作了许多工作，而且也出面严正抗议北洋政府的野蛮行径，并将此事经过撰成英文通讯发表，获得舆论支持。但当北京各学校纷纷罢课响应北大时，胡适则明确表示不愿各校采取罢课方式。7月下旬风潮平息，胡适在对报界发表谈话中顾全大局，指出要根本解决“六三”军警殴辱教师的事，只有打倒专横的军阀。然而胡适对大学教职员尤其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为索薪而罢教，并上街游行冲击新华门，骨子里很不以为然，认作是教育界的耻辱，是教职员的人格堕落，影响极其恶劣。
他在7月7日的日记中说:“这一年来，北京学界闹的，确是饭碗风潮。”随便插一句，陈独秀也十分视北大教员的这种“饭碗风潮”，曾责:“为饭闹了一年的风潮，如何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胡适还说“北京教育界是一个妓女，有钱就好说话，无钱免开尊口。＂年6月10日日记直到年他谈及“北大”成败时还愤愤指出:“北京大学这几年来，疲于索薪，疲于课，日日自己毁坏自己。”
▲胡适
年10月11日北京大学新学期开学之日，胡适在他的一年一度的讲演中特别强调了三点:一、我对于大家的希望，仍是“提高”。人家骂我们是学阀，其实当“学阀”又何妨?学与最高学府没有什么意义上的不同，“我们应该努力做学阀”。二空谈提高是无用的，提高须有提高的预备与训练。今后，大学应注重严格的考试与管理，养成这种训练。有了这种训练方可以作提高的事业。三、我希望大学之中一个更高级的研究性的大学一一“学之中还要有一个最高的学阀”。
年12月17日北大纪念四周年隆重集会，胡适在这个“纪念盛会”上专门做了回顾与反省)为题的演讲。讲演中胡适总结了北大最近的五年来(也是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五年来)的两大成绩:一、是组织上的变化，从校长、学长独裁制变为“教授治校”制，功效在于，增加教员对于学校的兴趣与情谊，利用多方面的才智使学校的基础稳固，不致因校长或学长的动摇而动播全体。二、注重学术思想的自由，容纳个性的发展，其功效在使北大成为国内自由思想的中心，并引起学生对各种社会运动的兴趣。
▲胡适
结语
但他同时也指出:学校组织上虽然进步了，但学术上成绩不大，开风气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自由风气虽建立起来了，但自治的能力还很薄弱。为之他最后呼吁:祝北大早早脱离裨贩学术的时代而早早进入创造学术的时代;祝北大的自由空气与自治能力携手同程并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