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爱情神话》是一部蛮特别的电影。不仅电影故事发生在上海，主演几乎全由上海籍演员担纲，甚至电影对白也完全以沪语表现。没记错的话，在中国内地大银幕上，上一次说了不少沪语的电影，还是程耳导演的《罗曼蒂克消亡史》。
《爱情神话》海报爱情是永远不会消亡的。《爱情神话》讲述的，就是当下上海中产阶层人到中年的爱情故事和市井人生。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电影中马伊琍的作，倪虹洁的娇，以及吴越的嗔，无不让徐峥饰演的老白深陷其间，左支右绌，继而上演了一出出令人啼笑皆非的滑稽戏。《爱情神话》展现的是成熟男女间的爱情，幽默也相当高级。但越去细品，越会发现片中的老乌，作为站在老白身后的那个“男人”，二人间的友谊同样令人动容，更让人不禁感慨：女人永远难以捉摸，男人至死都是小孩。
老乌（左，周野芒饰）和老白（徐峥饰）片尾那场皆大欢喜的聚会上，老乌终于向众人道出了埋藏在自己心底的“爱情神话”——一段他同意大利国宝级女演员间莫须有的“罗马假日”。次日一早，众人醒来后发现老乌已经含笑九泉。他们一边怀念老乌，一边集体观看了费里尼导演的《爱情神话》（年）……《爱情神话》筹备期间，主演徐峥把自己的老友周野芒推荐给该片的编剧、导演邵艺辉，力荐他出演片中的老乌。徐峥和周野芒是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友，同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同事。用周野芒的话说，他们俩在性格上也有相似之处，“彼此都希望能有一次合作的机缘”。
央视96版《水浒传》剧照，周野芒饰演林冲提起周野芒，不少七零八零后观众恐怕都会脱口而出，“林冲！”作为央视96版《水浒传》中八十万禁军教头的饰演者，那的确是他最广为人知的艺术形象。除了活跃在话剧舞台上，周野芒还是一位业内知名的配音演员，中文版《成长的烦恼》中的老爹杰森和丹尼尔·克雷格一任电影中的詹姆斯·邦德，都是他用声音倾情演绎的力作。近日，借《爱情神话》上映之机，周野芒在北京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谈及此次在整个创作过程中都用沪语演绎，他直言自己也是头一回经历，“它真的是跟用普通话来叙述故事不太一样。用普通话去演绎一个故事的话，离自己很远的故事，你都可以去表现，如果用的是上海话，尤其我们又是上海人，那感觉就好像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自己身上，就很亲切。”
《爱情神话》剧照出演《明日要出山》，“徐峥就坐在第一排”
拍电影、电视剧是需要别人找你的，人家觉得确实有合适的角色才会找你，像我们这样的“中生代”演员，除非你在圈子里面有一定的影响力，有一些比较拿得出手的（作品），或者有一些辉煌过的记忆，别人才会想到你。另外，如果说你断断续续（接演影视剧）的，有时候找不到你，你干别的去了，可能也就错过了。
所以近二十年来，我大多数时间在演话剧、演舞台剧。舞台也挺好的，是另外一种创作享受，它直接和观众发生关系，面对面有心跳的感觉，这和在片场刻板的表演，感觉上还不太一样。
英国戏剧《天窗》剧照。本文舞台剧照由受访者提供《爱情神话》这次找演员，先决条件是会讲上海话的上海演员，以女性为主。男一号老白身边的左邻右舍需要有人来帮衬一下（笑）。我跟徐峥的关系特别久远。他家原来也是在安福路附近，我的单位（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也在那儿，后来又是师兄弟，又是同事，又是街坊。心理上特别熟悉，他挺喜欢我，我也很欣赏他，另外我们在性格上也有相似之处，彼此都希望能有一次合作的机缘。这次，他就把我推荐给了导演。
徐峥也是上戏毕业，他比我小上好多届。其实我们彼此生活圈子和创作圈子交集是不多的。在剧院演戏的时候，他和我阴错阳差，也没有在同一个舞台上演过戏，但是互相的戏，彼此都看过。早前我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演过的一些戏，他那个时候还在上中学，老去看我的戏，甚至有一出戏在演的时候，需要跟观众近距离的交流互动，他大概离我有一两米的距离。
那出戏叫《明日要出山》（年），是一个环境戏剧，沉浸式的。当时他就坐在第一排，我知道他那个时候是很想考戏剧学院的。我知道他，但还没有打过招呼。我就直接用眼睛找他用台词跟他交流，那个时候演员的台词是要跟观众说话的。我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刻，两只圆圆的大眼睛（笑）。他后来也经常提到这一段，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这个戏（演出环境）是很开放的，从街上演到我们大院里的草坪上，再演到剧场里面，剧场里是把观众席位置全部拆掉了，把舞台放在中间，观众还可以上台就坐。导演是美国的一位环境戏剧的大师。
《黑鸟》剧照上戏的岁月太难忘了。我是上戏77级表演系的，当时班里大部分同学（的经历）和我类似，都是从社会回到学校，在工作过一段后再回到学校学习。也有应届生，比如李媛媛，她岁数小，那时才17岁，我们大都二十多岁了。李志舆老师当时没有带我们77班，他带的是78班，那个班里有李建义等。但我考进上戏，面试、复试考表演，李志舆老师都是考官，是他把我招进去的。虽然李志舆老师没有教过我，但我在上戏的时候看过他在《雷雨》里演的周萍。他一上台，你就能感觉到他的光彩。李老师演的周萍，应该是我看过这么多版本的《雷雨》里，演得最好的。要说周萍这个人物是不讨观众喜欢的，也很难在这出戏里给观众留下特别的印象。这个角色外在和内里都是忧郁的，眼睛里没有光彩，而且是个满嘴谎话的人，是一个非常潦倒负面的形象。但李老师把这个人物的思考过程展示出来了，他演得让人会去疼惜这个角色。让观众会觉得，哦，怪不得瀿漪、四凤都会爱上他！他身上尽管有病态的一面，也有自己的魅力。这个魅力是谁的？李老师的。
《死亡陷阱》剧照生长在上海，“我原来不会说上海话”我虽然生长在上海，但从小不是说上海话的，只是说普通话。我的父母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编者注：年，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和上海青年话剧团合并组建成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我小时候在家，父母是不说上海话的，都是普通话。倒也不是职业要求，他们本来也不是上海人，是江苏人，听不大懂上海话，自然也不会说。我从小到大，家庭中的交流都是说普通话。我就是一个苏北人，在普通的上海人眼中就是“江北人”。
我原来是不会说上海话，也听不懂上海话的，甚至一度以自己不能够拿上海话跟别人交流感到羞愧，很难为情。在外面，也不能够随便跟人家暴露自己不会说上海话，所以基本上我是不张口的，导致在性格上慢慢地有一些自我封闭，在人前不好表现自己。后来考了上戏，慢慢地在人文交流这方面，把自己稍微打开了一点。我特别愿意在舞台上表演，在那个场合是可以放肆地去说普通话的。
我在考上上戏前，有一段时间被分配到工厂，也就大半年的时间。在工厂，身边的工友们全部都是用上海话说话的，要是听不懂的话，很多工作就没办法进行了，我们又在一线的车间，完全要去靠听靠领悟，这也强化了一下我的上海话水平，但也只是听听而已，能够听懂一些，说还是不行。
《万尼亚舅舅》剧照说来也奇怪，真正说起上海话跟别人交流，是90年代初我到国外留学，在加拿大温哥华待了有一年多，在那和中国留学生还有在当地生活的华人经常打交道，哎，我的上海话开始突飞猛进了。90年代中期，我回国以后又到了上海话剧中心，还是说普通话，基本上也没再使用过上海话。好像是这两年，大概是小时候的记忆“作祟”，听别人说上海话的那种感觉又找到了，老了老了以后说得特别溜。完全用方言来演戏，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何况是用上海话来演。对于我来说有一个非常好的便利，不管怎么说，我是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这几十年的生活，我身上这里的乡土气息是甩不掉的，总会流露出来。而且真正的地道的上海人，我接触也挺多的。
有一次在松江拍戏。你知道松江是上海的发源地，清朝的时候，上海道是松江府下面的。所以松江人讲话跟上海话是同根同宗，但现在已经基本上快失传了，上海人都听不懂。那次我在大街上走，突然听见三四个中年妇女在说松江话，我觉得特别美，那是种音乐性的好听，特别能表达她们在说的那些生活中细碎的小事儿。我就问她们是不是在讲本地话，并且建议她们可以找来录音机录下来，随便说什么，录下来播放给下一代，给他们的儿孙们听听，因为现在松江的小孩子大多也不这么讲话了。这次经历也让我感觉到，我自己就是生活在上海这片土地上的人，身上这些沉沉渣渣的东西是到骨子里的。
剧本对白普通话写就，“演员要翻译成上海话”
这次用上海话演戏，我是特别愿意的，这是一个能够把文化通过这样的形式留下来的法子。导演给我们的本子是完全用普通话写出来，所有对白全都是普通话，演员们要做的功课就是把她的意思完全翻译成上海话。
而上海话往往同一个意思有很多的表达，哪个是最准的，哪个是电影里这个人物要说出来的，比如都是讲吃饭，“吃中饭、吃点心、吃夜宵、吃老酒”都不一样。我们在做案头的时候，就拼命地去琢磨应该怎么去说。
坦白讲我们这几位演员，虽然都是上海人，但都是长期在北京生活的，吴越马伊琍，包括徐峥之前十多年都是生活在北京，真正对上海话的流变，特别是近些年的变化是不那么熟悉的——语言都是在实时变化的，两三年之间的变化，三五年之间的变化，七八年之间或者十年以上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
《爱情神话》剧照比方说“挣钱”，以前叫做“赚外快”，过了几年又叫“摇张”，后来又变成“拉分”，这些变化都特别的形象。计划经济下，大家都是发工资，后来开放搞活了，有些人有了“外快”。“摇张”就是数钞票，这就表明人们开始富裕了，手头有闲钱了。再后来“拉分”，“拉”和“摇”的动作就不一样。哎，要费些劲了。还有比如说，你在那摆谱，上海话怎么形容？“扎台型”，扎篱笆的“扎”。现在又叫做“拗造型”。“拗”字很生动，硬邦邦、脆生生的东西给它掰断，形容明明你不是那个样子，非要去够，其实是逞能。
我们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但到了片场很多语言导演都听不懂。她是山西人，在上海生活了六七年，日常的上海话她能听懂，但一些“老话”她就不知道。我们给她解释，她就有疑问，她听不懂的东西终归是不大放心的，而且她是把自己放在观众的位置上看这个事情，观众会不会听不懂？那就要问她，是外地观众听不懂，还是上海观众听不懂？她是主张要尽量地让观众都能听懂。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找出来的那些词儿，是恰恰能够表现那个人物当时的意思，是更好玩的，现在成片出来了以后，也是还可以。说的都是比较大众化的上海话，偏文（文绉绉）了点，还没有到真正一针见血的地步（笑）。
《爱情神话》剧照要说这对电影的大局没有什么影响，只是我们在表演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会迫使自己拐一下弯儿。尤其是我这个人物，老乌接触方方面面是比较多的，这个人在语言表述上应该更接地气一些，更社会，更市井一些。现在在这方面，我个人认为还是有点儿不太到位。也是有顾虑，怕别人听不懂。因为我们说出来之后是要打字幕的，但确实有些话说出来之后，字幕都没法去对应。比如我帮老白策展，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三次他还不满意，到了第4次操持又被他拒绝了，那老乌肯定就窝火嘞，搞什么搞你？普通话是，“你怎么那么难伺候？”上海话呢，叫“迦门/茄门相”。老乌、老白间的这种互生不满，语言上要一层一层推上去，最后才会有那场“拗断”的吵架。
电影里老乌这个人，“没那么‘爱惜’自己”
《爱情神话》上演后，我也看了些评论。有讲到老乌是个上海的“老克勒”，我觉得蛮好玩的。
从小在父母的单位里，有很多旧社会过来的老艺人，家里有一些存款，平时也喜欢到舞台上去遛一遛，然后台下就是打牌、喝酒、养鸟。然后唱歌、跳舞开派对的时候，穿着尤其体面。你想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生活水平不那么高的，穿着也很单调，但这些老先生“压箱底”的东西还在，每天头发都梳得锃亮，往那一站，抽烟、说话的姿势都透着讲究。语音和语调都是那么地讲究。
我后来就想，这样的人上舞台去演别人，能不能演得好？果然，他们在舞台上并没有被观众记住，只能跑跑龙套，演一点“边角料”。因为他们太放不下自己的形象了，太享受、沉浸在自己那种老味道里了。但是在生活中，这群人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我觉得，即便到我现在这个岁数跟他们还是差一些的，电影里我的道具和衣服跟他们是很接近的，但我的行为和举止跟他们还差得不少。那不是差一点半点。
另外，老乌这个人，在电影里是没那么“爱惜”自己的，他更在意老白，他的